［摘要］以史为鉴、创新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大课题。对古今丝绸之路进行地缘政治比较分析，是完成此课题的创新之举。古今丝绸之路在地缘政治客观情势中存在着机遇、国力、政策、精神、外部环境等可比较因素；在地缘政治主观能动反应上，存在着目的、动机、态度和方式上的可比较关系；在地缘政治效果上，存在着个人行为效果、地缘政治效果、全球化、民族精神、信息和地缘文化交流效果等。

　　［关键词］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地缘政治；古今较析

　　［作者简介］张江河，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导师，珠海校区地缘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周彬，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6期。 

　　现今，奋斗在民族复兴征程上的中国人，依据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促进国内改革开放稳定发展的需要，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1]。“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上的高度关注，唤起了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受到高度关注是因它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唤起历史记忆是因古代丝绸之路开启了中华民族同其他民族共同发展的友谊之路。而要把彼此加快发展的强烈愿望与美好的历史记忆化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动力，则需要对古今丝绸之路的地缘政治关系进行科学的比较分析。因为“要考察任何一个特定民族在其历史的任何特定时期中在哲学上的特别突出的命题，就要找出使他们感到正在唤起他们全部精力的那些特殊问题的征象”[2]。由此，这种比较分析既可为古代丝绸之路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又为现今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丰富的历史资鉴。

　　较析古今丝绸之路，之所以从地缘政治入手，这主要是由于古今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从地理到地缘的关系问题，它包含着从自然地理到地缘关系范畴的众多问题，而地缘政治则是其代表或概括，因此，较析古今丝绸之路的地缘政治关系，即是抓住问题的本质或要害。同时，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有人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是实现中国地缘战略图谋的运作[3]，我们在此以坦诚的态度，科学地比较分析古今丝绸之路地缘政治的变化和发展，对于以正视听，增信释疑，为“一带一路”建设增添正能量，激发积极性，营造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良好的国际环境，有所裨益。这也恰是正视问题、回答问题比回避问题强的道理。

一　较析古今丝绸之路地缘关系无法回避的三个问题

　　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到“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文件发布后的今天，在国内外的强列反响中，有几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需要预先解析。

　　第一个问题，古今丝绸之路的关系问题。对此，国内有“历史符号论”与“历史承传论”之争。符号论者认为，“一带一路”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时代主题，旨在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伙伴关系[4]。既然是符号借用的权宜之计，故不必钩玄于古丝绸之路之历史。承传论者则认为，今天“一带一路”建设，既源自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启示，又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承扬，故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况且，古丝绸之路上的文明遗迹，是“一带一路”建设在文化、旅游和精神等价值上需要挖掘和发扬的[5]。两种观点，侧重不同，倘若互补，相得益彰。客观地说，如果没有对“一带一路”历史的探寻，只是急功近利地借用历史符号，那么，“一带一路”则失去了历史源流和精神前提，何以谈得上弘扬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6]的丝路精神！何以谈得上展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励精图治、精忠报国的意志和智慧！同时，如果仅仅拘泥于历史中某个点或某个线索，甚或功利性地为某地某人张本，而不是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7]，那么，“丝绸之路”的历史研究，就很难找准方向和目标，很难做到古今贯通，开启智慧，更谈不上生命力。

　　对于此类争论，有人认为，判断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与得失，是历史学家的工作，而非当事人的职责[8]。但问题恰恰是，历史常常要求当事人处理现实问题时，主观上既要对历史负责，又要为未来担当。至于客观上能否如此，那则为另一回事。正是本着负责和担当的精神，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两年半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6年4月29日就历史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学习时指出，安排这个题目，主要是想通过了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总结历史经验，为新形势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借鉴；并强调，我们必须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在吸取历史和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使沿线国家和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9]。这是当代中国对丝绸之路的古今关照和发展期许，是将主观意向与客观行为融合的全面表达，意义深远。

　　第二个问题，“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古人云：不怕乔木，就怯森林。当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文件发布后，国际上“有好事者”神经敏感，先是热炒“一带一路”是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翻版，后又将其定调为中国地缘政治的规划蓝图。由于“一带一路”确与“马歇尔计划”风马牛不相及，故此转瞬即凉，但仍有人以地缘政治的尺码给“一带一路”量体裁衣。对此，如果隐设忌讳，那可能是作茧自缚；如果有意规避，那可能涉嫌怯懦；如果故作视而不见，那可能属掩耳盗铃；如果沉默寡言，那可能被疑为心怀不测；如果轻率否定，那可能是此地无银。如此等等，进退维谷，但须回应。能否理胜其辞？且看如下解析：这里首先涉及的是对地缘政治本身的认知问题，就实在论来看，地缘政治是一种客观现实，它是各个文明实体因为利益在特定时期围绕着对特定地理空间的管控权所展开的活动、所形成的关系及其规约的总和。在科学意义上，人们对地缘政治所形成的系统知识被称为地缘政治学[10]。但是，由于在现实中人们对两者常常等同使用，因此，地缘政治就成为现实的地缘政治和理论上的地缘政治学合二为一的代名词了。到底如何使用和认定，则依当时情景和语境而论。由此而论，既然地缘政治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那么，人们对此为什么要噤若寒蝉？难道在地缘政治上，只许他国放火，不许中国点灯？！难道只有外国人的智商可以创制地缘政治的蓝图或学术，而绵延几千年辉煌文明的中国却与此智慧无缘？！进而论之，既然地缘政治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和思考的方法，既然方法是一种谁都可以使用的工具，那么，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灵活运用包括地缘政治在内的人类一切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方法，应该说是理所当然和理直气壮的！

　　从政治哲学上看，“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涉及的是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今天中国各种媒体，每天都可见到对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的地缘政治或战略的报道。同时，中国最高决策核心对地缘政治早有远见卓识，如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均运用地缘政治的方法分析过国际关系或双边关系[11]。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坦诚指出：“世界各国正抓紧调整各自的发展战略，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12]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相继指出：“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复苏动力不足，地缘政治影响加重，不确定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对我国的影响不可低估。”[13]况且，自1998年以来，在中国历次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对地缘战略、地缘政治、地缘安全格局均有分析或表述。特别是习近平2013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其要求之一就是发挥“地缘毗邻优势，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14]由此可见，地缘政治在现今国际格局中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实在，也是被我国最高决策核心所尊重的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与中国的社会意识毋论谁决定谁，至少是相互作用的吧。其结果应是对其研究兴盛勃发，硕果累累，但奇怪的是，至今有关“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的文论却寥若晨星。这种违背规律的现象，是否因存在或隐或现的樊篱所致，需要深刻省察。若真如此，不仅使“一带一路”建设创新的愿望化为泡影，而且使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难以成真。当然，也有个别学者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将“一带一路”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中国崛起与国际地缘战略联系起来进行大胆探索[15]，其勇于担当的胆识和独树见解的精神值得发扬光大！如果我们深刻体会习近平在2016年5月18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就会感到处于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变革的时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为宏达而独特的实践创新的时代，国家定对包括“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在内的“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空间”。因此，对古今丝绸之路与地缘政治的研究，我们“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16]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在国际上，将“一带一路”纳入地缘政治利害关系中看问题，已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意识存在；甚或认为，即使中国“一带一路”主观上没有地缘政治盘算，但客观上却有地缘政治效用[17]。对此，怎么办？在我看来，其一，不论其抱何种心态，我们既不回避又不否定，既不含糊其词也不可轻率驳斥，而以平和中肯的态度，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地引导其立场发生移位，从而使其成为“一带一路”心悦诚服的支持者或参与者；这件事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不能急，也急不得。其二，我们要在地缘政治性质上做文章，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加入到“一带一路”共建的大潮中来。因为地缘政治作为一种理论或方法，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的中华民族所用，是一种良性的地缘政治，而不是划分势力范围或图谋霸权的地缘政治。中国人用人类文明创造之一的地缘政治，为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所有国家和人民谋求利益，是民主化的地缘政治，是正义光明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其三，在地缘政治运行中，我们应该切实落实习近平就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精神，清醒认识到我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建设“一带一路”不是我们一家的事。在行动中，让“一带一路”建设不应仅仅着眼于我国自身发展，而是要以我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国家搭上我国发展快车，帮助它们实现发展目标。我们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要统筹我国同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调动沿线国家积极性。我国企业走出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遵守驻在国法律，承担更多社会责任[18]。　　

　　第三个问题，较析古今丝绸之路地缘政治的套路问题。在历史与地理交融的意义上，古代丝绸之路作为横贯欧亚大陆、持续两千多年的人类贸易互通和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其薪火相传的奋歌，历唱不衰；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一带一路”作为东中西互济、海陆统筹、全方位开放的长期的系统建设工程，其共商共建共享，任重道远；在科学的意义上，作为经世致用的地缘政治研究，内容丰富，流派各异，建树不少。要研究好如此古今联通、纵横交错、天地人合一的动态运行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最好的套路是将复杂问题简化归类，抓住核心和结点，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进行较析，从中理出可为资鉴的真知灼见。正基于此，本文以张骞出使西域和郑和七下西洋为典例，较析古今丝绸之路的地缘政治问题。

二　古今丝绸之路的地缘政治客观情势较析

　　人类历史是由绵延的时间形成的，但20世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国际政治理论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爵士（Sir Herbert Butterfield）却对历史作了充分的空间解释。他说：“历史的价值在于它在恢复过去具体生活时的那种丰富性。当历史学家描述过去时，他必须重新捕捉丰富的瞬间、人们的人性、外部情境的设定、事件的意蕴；并且他要把具体的、个别的和个人的种种都整理在一起。”并且用“最重要的是由时间和情境的作用而织成的网络”来说话[19]。巴特菲尔德可能不会想到，在此，他已有意无意地将历史的解释与对地缘政治客观情势的分析有机地融合了。因为地缘政治讲的就是在特定时期和空间的情境中人性、利益、行为和权宜等的丰富内容。因此，巴特菲尔德上述思想的贡献，为我们较析古今丝绸之路的地缘政治关系，提供了再合适不过的理性思维。

　　在地缘政治的情境上，古今“丝绸之路”存在着许多惊人的巧合点，如果排列起来，可能意味深长：其一是地缘政治机遇在历史瞬间的巧合。人们知道，就陆上丝绸之路而言，西汉王朝在公元前202年建立，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从公元前138年起始的，由西汉建立到张骞凿空恰好为64年[20]；无独有偶的是，中国2013年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也是从1949年建国到2013年历经了64年的时间。就海上丝绸之路而言，明朝于公元1368年建制，而派遣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公元1405年，二者间隔37年；而中国2013年提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时，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实行改革开放后也是中经37年的时间。

　　其二是国力情境的相似。当年，西汉选派张骞出使西域，是从汉初经“文景之治”五六十年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国策，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以农为本，并以手工业和商业繁荣经济，使西汉走上“海内殷富，国力充实”的强盛时代[21]。郑和下西洋，也是在大明“国家财富鼎盛之时，军威显赫之日”启程的[22]。与此巧合的是，现今“一带一路”愿景，也是中国在经过自力更生奠定了一定国民经济基础，通过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奋斗历程，经济总量领居世界第二位，拥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前景时提出的[23]。　

　　其三是内外政策选择极其相似。就西汉而言，自建制起，除了在经济上恢复和发展民力外，其在政治上对内宽厚理民，尊贤重才，尚行节俭，消除内乱；其对外和亲匈奴，安抚南粤，故其到武帝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政权巩固，控制有效[24]。就明代来说，自明太祖洪武开国至成祖即位，其对内经历了经济上恢复和发展生产，政治上由南京迁都北京，封王戮臣，推行军屯和削藩；对外以“和好”与“优抚”政策，将疆域扩延至新疆和黑龙江等，到派郑和下西洋时，明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名副其实[25]。与此相似，建设“一带一路”，中国的政策走向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目标，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向前进”[26]。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对周边外交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在睦邻、安邻、富邻的基本方针上，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27]。

　　其四是主政者的性情即精神风貌极具同质性。西汉经过六七十年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达到极盛阶段。但汉武帝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诸如举贤良明教化，尚法尊儒，榷盐铁、均输、铸币，特别是其改善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统一局面的发展，抵御匈奴并打通与西域各国关系等宏伟壮举[28]，足以反映出武帝不是一个满足于守成的庸君，而是一个既富开拓进取精神又有创见理想社会信仰的一代天骄[29]。而明成祖朱棣上台，整顿国政，迁都北京，编撰《永乐大典》、五征漠北、浚通大运河，派遣郑和下西洋[30]，其中每一举动都刷新历史，尽管后世对其靖难夺位或有诟病，但谁都不能否认其以敢于担当、善于冒险的胆略和工于心计、巧于发力的特性所做出的功绩。对此有所承扬的是，在现今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展现出中国最高决策集体实现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解放思想的超越意识、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实干兴邦的扎实作风、注重实效的求真精神等[31]。这些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强大的精神动力。

　　其五是面临的外部挑战具有类同性。在汉武帝派张骞开启丝绸之路前后，西汉一方面长期处在匈奴侵扰且战和不定的态势下；另一方面还面临着统一两越和西南夷、平定朝鲜的任务[32]；在郑和下西洋时，明代不断出现东海“倭寇”骚扰掳掠、南海诸国不服滋事的问题[33]。而在今天共建“一带一路”时，中国东有钓鱼岛的历史问题，南有南海主权之争，西有疆独藏独滋事，加之外力掺杂挑事，致使中国争取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处于严峻复杂的挑战之中。　　

　　由上所述，古今丝绸之路在地缘政治客观上的相似性，既可能让人们有一目了然之感，又容易使人落入历史循环论之圈。对此，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意念，只能说，人们虽然将历史看成是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重要史实的学科，但历史学恰恰是通过对史料和事件诸因进行批判地检查和梳理来影响历史的[34]，因此，以史为鉴是有条件的。这在通俗的意义上，如有人所认为的，编著历史，受编著者认识的左右；解读历史，有解读者的识见掺入其中；故此，史家治史论史，最难的莫过于把握时代精神；读者阅史用史，最微妙的莫过于适应并塑造出时代精神[35]。从大千世界运动来看，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河流[36]。其意谓一切皆变，无物常驻，因此事物之间不存在可比性。但也正是这同一个赫拉克利特却发现了被其命名为“逻各斯”的规律性问题。他说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都按规律进行。规律是同一现象运动变化中本质之间的稳定联系。只要给定或具备同样的条件，合乎规律的现象就必然重复出现。这种对规律的认识，经现代统计物理学的统计发现，在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有一些现象从个别来看，是偶然的和无规则的随机现象，但从整体来看，却呈现出必然性和规律性[37]。这可能有点玄虚，但对古今丝绸之路地缘政治的较析，走向由历史启发思想，由思想推动历史，铺就了厚实的路基和阶梯。

三　古今丝绸之路的地缘政治主观反应较析

　　根据上述较析，人们自然会探寻古今丝绸之路在地缘政治上的主观反应问题。因为作用与反作用、条件与反射、挑战与应战等均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在自然界，相互作用往往具有直接性和直观性；与此不同，在人类社会，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其相互之间的作用则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到底是何反应，则依一定条件下地缘政治主体的目的、动机、能力、方式等合力因素而定。

　　尽管古今丝绸之路地缘政治的主观能动反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但其表现首先以目的、动机为肇始。尽管古今丝绸之路的生产力发展时空相距广远，但在地缘政治的目的上却呈现出历史沿革的相承性和螺旋发展的上升性，如郑和下西洋，当时所彰显的地缘政治目的是“奉天命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雾所濡之处⋯⋯共享太平之福。”[38]时过境迁60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目的是“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39]不论这些地缘政治目的在各自所处时空如何表述，但其蕴含着历史规律的自然复现，即在任何时空的任何文明实体，都是以维护自身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开发生产区域，稳定周边关系，拓展发展空间，营造人安己安的地缘政治秩序为目的的。这是地缘政治主观能动性适应其生存和发展利益需要的铁律。

　　既然如此，那么，目的从何而来？在主观能动性上，文明实体的目的既是对其所处地缘时空条件与自身需要权衡后，又是对其实现需要的能力评判后生成的。就古今丝绸之路地缘政治目的的产生来看，从客观条件形成目的而言，汉武帝选派张骞出使西域，即是由西汉当时达到鼎盛时期所生之目的，今天“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在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时发出的。从主观愿望和能力生成目的而言，则是文明主体期冀并有能力改变地缘态势时而生发的，如“‘一带一路’是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历史选择；是经略周边、打破围堵，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部署；是拓宽我国发展空间，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实施向西开放，深入开发大西北，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战略举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40]。这种对“一带一路”目的成因之表述，不乏科学与艺术交融的智慧，但更显现出目的生成在灵魂深处的原生态成因。

　　弄清了目的，我们必须再看动机。因为在政治哲学上，地缘政治目的与动机紧密关联。地缘政治动机是引起和维持达到预期地缘政治目的之意念。它与地缘政治目的之间的关系复杂多样，如一个目的可能有多种动机，或者相反。故此，地缘政治动机因时代不同，站位各异，认知能力、思想方法以及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而有差异。较析古今丝绸之路的地缘政治动机，其差别如下：

　　古代陆海丝绸之路起初主要以政治驱向为动机，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就是西汉为了消除匈奴的强侵之害，偶从其降者获知“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41]，遂企望利用匈奴与西域各国矛盾尖锐之势，联合大月氏夹击剿灭匈奴而进行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42]。公元1405年郑和受明成祖派遣下西洋，其地缘政治动机大致有四：其一，明成祖的政治深隐动机是其兵夺惠帝权位之后，疑惧“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43]。其二，出自明成祖排解“北虏南倭”策略的动机。当时，对明朝的主要威胁是北部的蒙元势力，南边的倭患尚非严重，为集中力量征击蒙元，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做友好使者，以实现抗北安南维护大明稳定的战略意图[44]。其三，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也有从后方牵制帖木儿，从而寻获地缘军事同盟的用意。据载帖木儿帝国战败奥斯曼帝国名震中亚后，于1404年举兵80万欲东犯明朝，明成祖故派郑和于翌年率近3万军士航抵印度以行牵制[45]。其四，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耀兵异地、威扬海外，示中国富强，以使“诸国尽来朝贡”[46]，并向海外宣示厚往薄来政策，以示“天国上朝”赍赏诸番的善意的威慑与怀柔双重使命糅合为一的传统谋略[47]，是政治动机的充分反映。同时，明朝的出使人选及构成，多是由军人、宦官为首的使团和其他民族的人员负担和执行的，其行为受地缘政治动机之驱使则不言自明[48]。

　　与古代陆海丝绸之路的地缘政治动机相比，现今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最根本的动机在于发展地缘经济和文化，其内容：一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二是“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三是在地理空间领域“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49]四是“处理好我国利益与沿线国家利益的关系，加强与沿线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努力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50]

　　作为对地缘政治客观情境的能动反应，不论是地缘政治的目的还是动机，它们都有一个主动反应和被动反应的问题。对于古代陆海丝绸之路，我们无意否定其地缘政治的作为是主客观能动关系的反映，如当年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都是如此。但就能动力度和积极状态而言，古代丝绸之路主要是以外因牵制和被动应对为突出特征的，如汉代丝绸之路的开启是面对匈奴外部不断的侵扰，在被动防御、和亲和互市等皆难以应对时被迫做出的推拉式的反应[51]。在郑和下西洋前，明朝在对外政策上多趋于保守和内向，在对外关系中多处于被动和消极[52]，如其长期实行的海禁即是如此。有学者考察发现，“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来自外界，而不是来自中国内部。这条路主要不是由汉朝人，而是由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人建立的。动力来自他们。汉朝当时没有（创见丝绸之路的）主动性。”[53]与此不同，现今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是主动的，是中国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时代，面对复苏乏力且前景不明的全球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复杂且把握不定的国际和地区局面，面对自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运行发展的需要——即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主动的反应和积极的态度，以开放的情怀和包容的精神，与沿线国家和世界各国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自觉的行动，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将益发彰显。

　　除了主动性的差异之外，古今丝绸之路在心态上也存在极大的不同。古代丝绸之路，不论是张骞出使西域还是郑和下西洋，他们均反映出以尊上对待蛮夷的心态处理彼此的地缘政治关系，如汉武帝登基不久，就以居高临下之态，欲使汉朝“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并要“德及鸟兽，教通四海”[54]，即为证明；再如至今仍有人私下里津津乐道历史上的“朝贡关系”，也是此种心态不经意的流露。这种因失道寡助而失败的教训屡见不鲜。现今“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以达人大观的心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55]，在处理相互关系时把平等、平和、平实与互尊、互信、互利有机地诚实地融为一体，逐渐收获到共生、共赢、共荣之硕果，这是得道多助文明心态的表现。

　　虽然，思维的活跃性远远超越于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但是，当我们从目的——动机——反应——态度的思维轨道，较析古今丝绸之路地缘政治主观反应之后，则需要探析其地缘政治方式即手段问题。因为在政治哲学上，地缘政治目的若要变成现实，必须运用合目的的方式即手段来实现，并且目的与手段具有一种不断转化的辩证性。如在全局上，人们把实现全局目的的手段作为一定条件下的目的；或从长远看，人们把实现长远目的的手段作为眼前目的。相反，对于这些局部或眼前目的，人们又须将其归列于实现全局和长远目的的手段之中。厘清此种问题，我们再来较析古今丝绸之路地缘政治的运作方式。

　　从地缘政治运作手段来讲，张骞出使西域，企望利用远交近攻之法夹击匈奴，就是典型的政治外交手段，此其一；其二，西汉在丝绸之路中对于匈奴是和是战的选择上，主要以用兵为手段，例如，公元前133年、前127年、前121年、前119年大举用兵即是证明。并且对其他边境地区用兵，有的属于防御少数民族贵族的袭扰，有的则属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侵犯，这是不争的事实[56]。其三，利用软办法，缓和与西域的关系并争取同盟力量抗击匈奴，如公元前105年先后两次与乌孙和亲即是如此[57]。同时，用“一国两制”的软办法，赢得丝绸之路的畅顺和边境地区的和睦，如公元前121年秋，汉武帝接受河西匈奴浑邪王归降，尊重其原来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即“因其故俗”与之交往，从而使之乐意接受汉朝治理[58]。其四，利用军政一体的政治机制和办法，加强对丝绸之路及其西域的管理和统辖。如公元前101年在西域设立使者校尉，前60年又设立伊循校尉，同时设立西域都护府，此后又设置屯田校尉府，这些将兵屯田的体制，既保证政治军事的安稳，又满足了后勤供应和交通的需要，还平衡协调了当时西域各国的复杂关系[59]。其五，利用有序移民之法，抗击匈奴，加强边防，戍卒屯田，农牧互济，如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为此一次移民70余万口，即是例证[60]。其六，用贸易服从政治之法进行经济交流。其表现：一是利用外交兼商务的官员（大鸿胪）即政经合一的管理体制掌控进出口贸易。如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就是以政治使节的身份，率领大群商人随行，用牛羊数万、金币、帛直数千巨万进行贸易的[61]。二是西汉对国内贸易不设关禁，但对于对外贸易，法律有严格限制。如法律用死刑禁止兵器、铁器、铜钱输出边境。因为铁器兵器出境有害边防，铜钱出境将被改制为兵器，故此西汉对外贸易政策包含着防止侵略的意义。三是禁止与蛮夷交易禁品。如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应该算是汉朝人了，但因其在长安购买违法之物，被汉武帝诛杀500余商人，即属明证[62]。其七，利用赏赐之法，示强炫富，恩威并施，对西域实行羁縻。如西汉让西域使者胜览长安的繁华与强大，汉武帝带西域客人海上巡游，让其参观仓库府藏之积，以示汉之富厚；对其摆酒池肉林，财帛赏赐，促其自愿臣服汉朝[63]。凡此种种办法，正如史学家翦伯赞所云：“在任何时代，特别是在封建主义时代，强国对弱国，则表现于军事的掠夺和政治的榨取。弱国对强国，则表现为朝贡的形式。”[64]

　　与上述方法相比，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方法，有着质的不同。对此，我们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基础上，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根据现实发展的进程，概括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途径或方法：其一是以顶层设计，部门联动，逐层落实，渐进扩展的方法，追求“一带一路”在深思熟虑、有条不紊、集思广益，大辂椎轮之状中稳步前行。如《“一带一路”：大国之翼》对其所论，即见其法[65]。其二是以对接对应、兼顾兼容、平衡平允的方法，把握“一带一路”的运行。例如，“一带一路”实行“共商共建共享”，并且“更多考虑其他国家利益，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就是对接对应的现实表现；其注意“处理好我国利益和沿线国家利益的关系、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关系，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务实推进和舆论引导的关系，国家总体目标与地方具体目标的关系”等[66]，即是统筹兼顾的体现；其与俄罗斯“欧亚联盟”和蒙古国“草原之路”以及欧盟的有关合作，则为兼容之道的彰显；其古今传承、内外开放、海陆统筹、中外共赢即是以平衡关系为特色的推进思路[67]；其让各国根据自身国力和能力参与“一带一路”的共建即是平允。其三，以平等自愿，尊重差异，权责相称，管理透明的办法，从而赢得70多个国家积极参与即是成效。其四，用政府主导、企业主干、民间主促的方式，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有机结合的立体模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其五，利用以长补短、互联互通的办法，让“一带一路”为欧亚非和世界经济发展服务。如在地缘经济领域，“一般发展中国家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就是基础设施”[68]，但又存在着“许多可能的投资从基础设施、交通、农业等最优配置领域被转移走”的状况”[69]，故此，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将投资重点放在上述领域，既发挥4万亿外汇储备的长项作用，又弥补世界经济发展的短板。同时，在地缘经济板块中，中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中的薄弱地带，中国加强对此地区的优先投资与合作，也是弥补其短板，以促进共同发展的办法。特别是中国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内容的“五通”之道，发挥对“一带一路”建设强大的支撑力，备受赞誉。其六，以与时俱进的思维，以边干边试、有承有创的办法，让“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地缘战略格局中居于重要席位。如在地缘空间布局和项目选择上，一边从“以线传点，以点带面，内外对接”和“先重后轻，先易后难”办法干起[70]，一边从自贸区、境外工业园区、经贸合作区的试验做起，将有关国际机构及组织已有铺垫的项目推向更高层次[71]；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桥梁，在积极参与现有国际体系中，发挥中国完善和创新国际经济体系的建设性作用。其七，以义为先、义利并举的思想方法，运用现实的经济力量，加强“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运营，如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成立和开业[72]，“国家丝绸之路基金”的设立和运行等即是实证[73]。

　　以上对古今丝绸之路地缘政治运行手段之较析，体现的是地缘政治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但方法或手段施行得成功与否，最终要落脚于地缘政治的效果上，因此，我们将古今丝绸之路地缘政治运行的效果较析如下。

四　古今丝绸之路地缘政治效果较析

　　较析古今丝绸之路地缘政治运作的效果，在科学的规范性上，我们应先确定一个基准，这即是：古代陆海丝绸之路，已成历史，属过去时态；现今中国“一带一路”刚刚开始，正在进行，属现在进行时态。将过去式的效果与现在式甚或未来式的效果进行比较分析，其基准只能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运用历史辩证法，对于前者，进行抽象概括，并作为一种评价，展现其地缘政治效果。之所以如此，因为“只有当历史学家对于过去的看法由对当下问题的洞察力得出生动的说明时，才能写出恰如其分的伟大历史”[74]。对于后者，作为现实的参与者、目标的展望者和未来的历史者，我们需要以建设性的态度、科学性的精神和善乐性的期待，来中肯客观地做出预判。之所以如此，因为“历史学家的立场，其本身就是根植于一个社会与历史背景中的。正如马克思曾经所说的，不要忘记的是，教育者本人必须先受教育；以现在的行话来说便是，洗脑筋的人，自己的脑筋也被洗过了。历史学家在开始撰写历史之前，就是历史的产物。”[75]搞清这个基准，我们来看古今丝绸之路的地缘政治效果。

　　首先，就个人在社会中取得的绩效而言，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征程上，不论对于凿空西域的张骞，还是对于七下西洋的郑和，从个人的自然生命与历史使命来说，他们都把有限的自然生命，献给了至高无上的皇天之命和永无完结的历史使命。张骞为开通西域，从公元前138年到公元前115年回到长安之翌年（前114年）去世，期间23年中有19个春秋劳顿于荒漠和危险的数万里行程之中[76]。郑和从1405年到1433年28个岁月间，七次率领27，800人奔波于大洋惊涛骇浪的风险之中，终在64岁因年高体衰而于印度西海岸的古里（今名卡里卡特，Calicut）走完了自己人生的壮观航程[77]。他们各自既无免于宠辱冷暖之遇，又难跳出功过是非之争，但他们都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忠于国家职守的信仰，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并且他们的壮举和经验成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不朽贡献。历史地看，他们所取得的成功在地缘政治上都属于合目的性的所作所为，但就当时的现实价值和后来发展的演进意义来说，谁也不能否定其成就和收获具有客观上的非目的性意义。这就是历史！

　　其次，从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效果而言，张骞出使西域，对中西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和超历史的效应，其表现主要在于对西汉及其后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军事活动的驱动力上。如在地缘经济上，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的铁器、丝绸等物品先后传入西方，中亚、西亚的植物和众多土特产如毛织品、胡桃、石榴、胡萝卜，以及奇珍异宝也陆续传到中国，亦是证明；特别是中国的冶铁术、养蚕术、缫丝术、穿井法和造纸等科学技术由此先后传入中亚、西亚和印度等地，从而对开发当地的生产力和军事技术发挥了第一生产力的功效[78]。在地缘军事上，汉朝从中亚引进优良的大宛马及其马饲料苜蓿等，对加强中国骑兵的作战能力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79]。特别是后来成吉思汗以马为利器的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闪电战”的成功，更能说明其地缘政治力量绩效的强大。在交通运输上，西域的良马作为在艰苦地理环境中信息传递和运输保障的载运工具，发挥了无可取代的速动动力的作用；同时，不论是为了军事行动，还是方便贸易，抑或是降低旅途风险，汉朝当时及其后来的执政者均大力投资修建通向西域的道路和桥梁，实属张骞凿空之为结果[80]。

　　其三，从对地缘政治关系的效果而言，丝绸之路作为商道连通了中国和罗马帝国的广大地区，特别重要的地缘效果是，中国和其他古典社会在辽阔的土地上建立了地缘政治及其军事统治。他们各自不仅促进本帝国内部的商贸关系，而且把以前自给自足的地区带进了一个较大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当中[81]。值得铭记的是，张骞从先出使西域充当外交使节，到后来随从大将军卫青征服匈奴，保障汉军饮水，熟悉地理情势，进行外交活动，和好当地居民，不仅对西汉逐渐向西域移民并戍卒屯田，开发扩充疆域，起到了地缘经济的先行作用，而且对西域诸国相继正式服入西汉政治版图具有切实的地缘凝聚效果[82]。同时，随着对西域战争的胜利和外交关系的缓和，汉朝在河西得以陆续建置酒泉、武威、张掖和敦煌四郡的行政体制，这些对内保障了与西域的直接交通及对西域的治理权，对外隔绝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83]，从而改变汉朝及其后的地缘政治格局，价值无比重大[84]。

　　其四，从丝绸之路对交通和全球化的影响来看，据史载，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西交通民间始有，但规模极小，影响甚微，无可钩稽[85]。但张骞出使西域的重要标志在于，汉与西域大国或者说中西交通的正式肇始[86]。在汉与西域之间，当时河西四郡中最西的敦煌是中西交通的总枢纽，它由敦煌到楼兰（今新疆鄯善）向西即分为两道：一缘昆仑山至于阗（今新疆和田），称南道；一缘天山南麓至疏勒（今新疆喀什），称北道。另自哈密西行也分两道：一缘天山南麓西去，会合北道至疏勒，一缘天山北麓西去大宛（今吉尔吉斯斯坦）、康居（约在今巴尔哈什湖与咸海之间）。自疏勒又分两道：一向西南经大月氏（今主要地区在阿富汗境内，另在乌兹别克斯坦）、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以至安息（今伊朗），一向西北经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以至奄蔡（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特别是从疏勒西南行的那条路，通往印度、西亚乃至欧洲，尤为重要[87]。在这些交通线上，西汉与西域形成了“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交通和贸易热潮[88]。这些沟通中西交通并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其里程碑式的战略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掀开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一页，而且更久远的是其为今天人类勇敢面对和步入全球化的进程树立了光辉的先驱榜样。语言学家周有光饱经百年沧桑，在体悟全球化时深邃地说，经济全球化首先是交通全球化[89]，即谓此矣!　

　　其五，从对中华民族进取精神的激发效应来看，张骞凿空西域所获成果，不仅激活了古代中国人追求物殷财阜的进取精神，而且对于中华民族拓土开疆、雄踞中央的欲望产生了强烈的催化效果。有人评价“张骞发现西域，当时对中国人的刺激，就正像1492年哥伦布之发现美洲对于欧洲人的刺激是一样的。他无异于告诉中国商人，金银地不在海中三岛，而在塔里木盆地，在更远的中亚。因此，汉武帝在继对匈奴的战争之后，又为了打通中亚的商路而斗争。”[90]这种阳刚和进取的民族精神，从来都是在既有的地理环境中为拥有无垠的生存空间而驱动出来的。对此，既没有孰优孰劣，也没有孰先孰后。一位不是历史学家的科学家对历史作了一段科学的描述，他说：“只有当历史在自然史这个含义上被诠释时，它才能从叙事的领域通过，而变成科学。”历史是“人之群体在确定的物理环境和特征性的生理本能的影响下成长的描述⋯⋯现代民族争夺非洲和亚洲的市场，他们为贸易路线所有权发生冲突，他们力图降低他们产品的价格，他们力图更好地培养他们的工匠⋯⋯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生存斗争，它还正在促进民族的成长。但是，历史正如它现在被人所写的那样，在王朝、战争和对外政策的形式外衣下，掩蔽了那些科学藉以最终概述人类成长的物理学和生理学的原理。”[91]这种具有批判意味的心灵袒露，在于说明精神源自于原理并显现出原理。

　　其六，从对信息传播和分析的效应来看，古代丝绸之路对中国建立与西方之联系在信息收集、传递和分析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因为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历程中，他一方面对西域各国的地理、风土、道路、习俗和人情，进行直观、熟悉和记录，为汉朝了解外部世界，通入亚洲腹地提供了价值无法估量的信息；另一方面，他将自己的西行观察整订成直观详细的研究报告，为《史记·大宛传》和《汉书·西域传》的成功撰写，以及后来中国和世界的文化交流传承作了无法比拟的贡献。在情报信息分析上，他具有寻踪觅迹析因由，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敏感和能力，如在大夏见有邛竹杖及蜀布，立即探寻其缘故，后获得关于巴蜀与身毒国（印度）已有交流的史实，堪为佳传[92]。因此，有人认为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既导源于情报，也促进了情报业的发展[93]。这对处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人来说，不啻为一种有益的启发。

　　其七，从对地缘文化交流的效果来看，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效益远远不逊色于其政治和经济的得益。张骞出使西域时，对于地中海世界来说，中国是产丝之国，因此，汉文化就是丝绸文化[94]。殊不知，历史对于这种丝绸文化赋予了多重意蕴，对于商人和他们的商品来说，连接从罗马到中国的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是令人瞩目并兴奋不已的高速公路，但对于承担或者具有多种使命感的远行者来说，丝绸之路也是吸引他们传播科学技术、信仰和价值观念的神谕之道[95]。如上述汉代先进的工农业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输出即可为证。　　

　　当然，文化交流和传播历来是双向或多向的，在丝绸之路的穿流中，西域文化和汉代艺术在风格和神韵上彼此均表现出相互交流、传扬和创新的印迹和效果，如在绘画、雕刻、工艺美术和建筑上留下大量的精美艺术品中，汉代圆雕动物中的狮子和有翼兽来自波斯；汉代画像石中的神仙羽人和裸体人像，是波斯天神长羽的影子和希腊罗马艺术构思的融合；还有中亚细亚和印度乐曲和乐器、舞蹈，如琵琶、箜篌、觱篥、笳、笛、角等都是汉代流入中国的，对中国音乐的创新发挥了极好效用[96]。应予强调的是，张骞凿空西域后，在丝绸之路的繁盛景象中，远距离的商贸超越了寂寞之态，其表现是，远自四面八方的、操着不同语言的商旅和行人，在丝绸之路上进食寄宿的城镇或驿站中，发生精神和信念的激荡，如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渐染与传播即是如此。后来，由于公元前200年到1000年，佛教是丝绸之路上商人们最主要的信仰[97]；自然而然，佛教从中亚传入中国，并在僧人有组织的普渡众生中吸纳皈依者，于是乎中西文化交流在丝绸的柔软轻舒中得到了热切的互动和认同。这即是古代丝绸之路名副其实的地缘文化效应。

　　由上所知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地缘政治效果之后，我们本应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亦做同样梳理。尽管“明代郑和下西洋，是去宣扬国威，不是去开拓疆域，是依照已知航道，不是去开辟航道”[98]，但是，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和平交流，在本质上与张骞出使西域有异曲同工之特征[99]。因篇幅所限，在此略述。至于郑和下西洋在航海技术、海洋认知和海权体验等方面所获独具特色之成效，以后另做研究。

　　经过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上述古代丝绸之路的成果，已成为中国人向世界贡献普世文明的伟大财富。现今中国人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就是根据古代丝绸之路留下的宝贵启示，着眼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将时代科技、世界潮流与东方智慧融为一体，为共同繁荣发展创造辉煌成就。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6月22日谈到其成果时说：

      3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在探索中前进、在发展中完善、在合作中成长。我们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得到沿线国家广泛认同。截至目前，共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方制定出台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并同30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

　　3年来，沿线各国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不断深化合作，已经在多个方面取得积极成果。中国同20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协议，同“一带一路”沿线17个国家共同建设了46个境外合作区，中国企业累计投资超过14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6万个就业岗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运营，57个国家积极参与其中；丝路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顺利组建。中国每年资助1万名沿线国家新生来华学习或研修。2015年，中国同“一带一路”参与国双边贸易额突破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5%，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的直接投资额近150亿美元、同比增长18%；“一带一路”参与国对华投资额超过82亿美元、同比增长25%。“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初步完成规划和布局，正在向落地生根、深耕细作、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100]